我国先秦时期已有用香风俗,运用薰草,就是其间一种。薰,《说文·部》曰:“香艸也”。《左传·僖公四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杜注:“薰,香草。”《山海经·西山经》对此草有载:“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能够已疠。”《广雅·释草》训薰为“蕙草也。”所谓蕙草,《图经》解说:“叶如麻,两两相对,茎方,气如蘪芜,古所云薰草是也,或云蕙草亦此也。”孙机先生以为:“它就是因为用于熏烧而得名,”“薰草和熏香起先是密不可分的,”并用于熏炉中熏烧{1}。笔者就熏香、桂花树及与本地相关的莞香问题谈点浅显认识。
一
熏字本义不是熏香。《说文·部》解说熏字:“火烟上出也,从屮从黑,屮黑熏象。”段玉裁以为:“此烟上出,而烟所处处成黑色之象也。合二体为领会。”(《说文解字注》)说得白些,火烟往上冲起来,就叫熏。《诗经·豳风·七月》:“穹窒熏鼠”就是最好的注脚。熏与薰字又可借假互用,《尔雅·释训》曰:“炎炎,薰也。”郭注:“皆旱热薰灸人。”但薰草起先的用处并非熏烧,《西山经》提到的“佩之”应该是先秦时期薰草正确用法之一。《礼记·内则》也载:“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縂角、衿缨,皆佩容臭。”郑注:“容臭,香物也,以缨佩之。”陈注:“容臭,香物也,助为描绘之饰,故言容臭,以缨佩之,后世香囊即其遗制。”或许这种佩带的香物就有薰草在其间。屈原《离骚》:“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王逸释纫为:“索也,”江瑗弥补:“以线贯针为纫。”归纳起来此两句提到的秋兰、蕙、均属香草,均可采用绳索串起来作为佩饰。左太冲《魏都赋》“蕙风如薰”描绘了曹魏都城其时佩蕙草盛行的情形。《广志》也曰:“薇蕪(蕙草)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故薰草(蕙草)也被俗称为佩兰。《本草拾遗》称之为零陵香。当然薰草也和郁金相同能够用于和酒,《周礼·郁人》邢疏引《王度记》云:“天子以鬯,诸侯以薰,大夫以兰芝,士以萧,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
但查遍典籍,先秦时期薰草用于熏烧的记载是不见的,并且迄今考古发现未见先秦时期墓葬出土过熏炉,包含岭南战国墓葬在内,由此可见战国时期已用薰草在熏炉焚烧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薰草在汉代的确也用来熏烧,不过因为草要干才干焚烧,而干草因为原料关系虽可速燃却不耐烧,并且在熏炉加盖的情形下,焖烧只会发生更大的黑浓烟,这与熏香所要抵达的袅袅青烟清幽淡雅隽永的意境是相径庭的。因此薰草(蕙草)用在熏炉上熏烧,尽管也是可行的,如《广志》曰:“蕙草绿叶紫花,魏武帝以为香,烧之”。但大都时分,薰草或许仅仅“杂熏诸香”中的一种,并且首要效果应为耐燃香料的点着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熏炉中既有茅香,又有高良姜、辛夷和藁本等香草混合在一起就是证明{2}。东汉乐府诗云:“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其间郁金、都梁属草本植物,但苏合则属树脂类耐燃香料,这也可证明熏炉中熏烧的香料是有助燃物和主燃物之分的。
二
依据考古开掘结合文献记载,黄展岳先生指出:“熏炉首要见于广州南越墓,除铜制外,尚有陶制,应是南越国的发明。熏炉的普遍存在,阐明熏香已成为南越统治阶级的一种日子风俗。燃熏的香料主产于东南亚区域,然后透露南越国与海外已有交往的信息{3}。”笔者赞同黄先生的说法,这里再作些弥补。
《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集解》引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但韦昭的解说是错误的,南洋史专家韩槐准指出果布应为马来语冰片K·pur的对音{4}。其实早在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就说过:“冰片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准确地说,马来语对冰片香的全称应为“果布婆律”(K?觔purBarus),《梁书·海南诸国传》也有载,提到“狼牙修国,在南海中{5}”,产“婆律香”,“婆律”为马来语冰片香下半Barus的音译,“果布”K?觔pur为“果布婆律”的上半部,两种说法都是指冰片香。这种由冰片树脂提炼而成的香料又叫冰片或梅片,盛产于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从墓葬出土状况看,广州南越国时期汉墓出土的铜熏炉炉腹内常有灰烬或炭粒状香料残存{6},广西罗泊湾二号汉墓出土的铜熏炉“内盛两块白色椭圆形粉末块状物{7},”或许属冰片或桂花树之类的树脂香料残留物。
两广南越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铜熏炉残留有或许属冰片或桂花树之类的香料,是南越国与东南亚区域有联系的反映。首要与赵佗将南越国疆域拓展至越南相关。据《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记载,南越国时期赵佗曾“举众攻安阳王”,得手后“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尽管南越国的南疆最远抵达越南何处,史无明载。但从其后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在越南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可知,南越国的疆域或可抵达今越南中南部。这一带不只本身产桂花树等树脂类香料,并且与日南郡南部相邻的东南亚各国更是盛产桂花树、冰片等树脂香料的区域。关于这一点《梁书·诸夷传》和《南史·夷貊传》都有详细记载,并且提到:“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这或许就是冰片、桂花树等香料传入的道路和方式之一。当然还能够经过海上贸易、战役掠夺等方式获得。
与南越国相邻的长沙国因地缘关系较早接受南越文明影响,学会运用熏炉熏香。属西汉文帝时期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陶熏炉就是典型例子。而中原区域运用熏炉熏香则是到了西汉中期武帝平定岭南今后的事。《三辅黄图》载:“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有蜜香、百本。”汉武帝种蜜香树不能排除有想采香熏烧的原因,这显示南边熏香风俗此刻已正式传入中原。河南洛阳烧沟上世纪50时代开掘的225座汉墓中,只在3座墓中各出土1件博山炉,并且时代最早的也不超出东汉前期{8},这又表明其时冰片、桂花树一类的香料异常宝贵,获取不易,中原区域西汉时期运用熏炉熏香或许仍首要局限在宫殿、诸侯王和上层贵族等较小的范围内,河北满城西汉中期中山靖王刘胜和其妻窦绾二墓分别出土的腾龙形柄博山错金铜熏炉和力士俑柄博山铜熏炉是极为精巧的艺术品{9}。
三
蜜香即为桂花树,为历史上闻名的熏香材料,主产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地,属瑞香科常绿乔木,学名为AquilariaagallochaRoxb。因为成材后心节坚固沉重,并富含棕黑色的树脂,投入水中即沉,因此得名。李时珍《本草纲目》曰:“木之心节置水则沉,故名……〈南越志〉言,交州人称为蜜香,谓其气如蜜脾也。梵书名阿迦嚧香。”桂花树是香中极品,点着后气味幽然如蜜,沁人心肺,使人荡气回肠,会发生不可名状的愉悦痛快。据说屋中物品一经桂花树熏过,今后不会生霉。故自从东南亚传入后便敏捷替代诸香方位,成为历代首要的熏烧香种。
汉魏时期神仙道教思想盛行,博山炉上仙山、神人、灵兽配合桂花树的奇味和青烟,更添加无限神秘色彩,于是运用博山炉熏烧桂花树逐渐成为时尚。除前述《三辅黄图》载汉武帝植蜜香外,《赵飞燕别传》、《飞燕遗事》和《西京杂记》谈到的西汉成帝时赵飞燕两姊妹运用桂花树的记载应属较早的。《古今图书集成·香部》(以下简称《集成》)引《赵飞燕别传》:“(赵)婕妤奏书于后,上二十六物以贺,使侍儿郭语琼拜上。后报以云锦五色帐、沉水香、玉壶。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赐我,死不知此器。’帝谢之,诏益州留三年输,为婕妤作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飞燕遗事》:“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在昭阳殿上五层金博山香炉、青木香、沉水香、香螺卮、九真雄麝香。”《西京杂记》:“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设绿熊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赵飞燕别传》传为汉伶玄之作,但学者多以为是唐人伪托编撰的传奇小说。而《西京杂记》既有人说是汉刘歆所撰,也有人以为是东晋葛洪所著。《飞燕遗事》未详是何人所作,多猜疑是后人仿《别传》编撰。这些作品均属别史传说之类。不过并非无所本,如赵飞燕姊妹业绩大的方面根本见于《汉书·外戚列传》。至于《西京杂记》所载,连疑古派的闻名人物顾颉刚先生都以为:“讲了汉朝的许多故事{10}”,按葛洪自己的说法,是刘歆将班固编《汉书》不必的两万多条材料编录而成的。如此说来,见诸于文献记载的西汉宫殿内运用桂花树在博山炉中熏烧的历史至少能够从成帝时算起。
正史谈到运用桂花树已是到了西晋时势。《晋书·王敦传》曰:“石崇以奢豪矜物,厕上常有十余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桂花树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衣,而敦脱故著新,意色无怍。”又《晋书·吴隐之传》曰:“后至自番禺,其妻刘氏赍桂花树一斤,隐之见之,遂投于湖亭之水。”两条记载从正反两个方面谈到桂花树的宝贵,晋朝权臣石崇运用了桂花树一类奢华物与王恺斗富,而良吏吴隐之则不齿其妻带上奢华物桂花树破坏他的清誉。不过这也阐明熏香风俗西晋时期已经在上层社会盛行。
深圳区域考古开掘也出土过熏炉。1981年开掘的南头红花园东汉晚期墓葬共出土熏炉2件。其间M3出土的1件炉为博山形,盖上有4个山峰和9个烟孔,炉身似豆,底有一承盘{11}。此墓还出土了九九乘法口诀砖,为各地汉墓砖铭中首见,反映出此刻深圳的经济、文明和日子风俗与广州等发达区域已趋同。
四
东莞、深圳区域也有蜜香树,被称为“莞香”。不过“莞香”与东南亚一带出土的桂花树有所不同,其学科名称为瑞香科白木香(Aquilariasinensis),又名土桂花树、海南沉、牙香、女儿香。尽管香料同为含有黑色树脂的木材,但桂花树原料更坚固些沉重些,特殊香味更浓郁些,其破开面呈灰褐色,外形极不规则,多为棒状或片状,能沉于水中或半沉半浮。而莞香原料相对较轻,断面呈棕色,外形多为块状或片状,大多不能沉水,焚烧时发浓烟,有苦味。
关于莞香树的来源,不少人以为据史书记载,是唐代从越南传入的,最初栽培在广东南路,到宋代才在广东普遍栽培。但查阅文献发现这种说法有问题,首要所谓“据史书记载”未见出自何书。再者唐代及曾经的史籍早已记载广东有蜜香树,如《集成》引刘宋《广州记》云:“肇庆、新兴县多出香木,俗名木香”;南朝人竺法真《登罗山疏》谓:“桂花树叶似冬青,树形崇竦,其木枯折,外皮腐烂,内乃香。山虽有此树,而非香所出。新会、高凉土人砍之,经年肉烂尽心则为桂花树”。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广管罗州多栈香,树身似柳,其斑白而繁,其药如橘皮,堪作纸,名为香皮纸。”唐代罗州在今广东廉江一带。
因为桂花树与莞香外形附近用处相似,很或许有些人将两者相提并论,将从国外引种的桂花树当作莞香。其实莞香树是我国固有的树种,在海南及两广区域早已有分布,其间又以海南沉为最好。南宋范成大在《桂海香志》中就提到:“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一名土桂花树,少大块,其次如茧、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毛竹叶者,佳至轻薄如纸者,入水亦沉……环岛四郡界皆有之,悉冠诸番所出,又以出万安者为最胜。”范成大讲到的海南沉水香——土桂花树从描绘的块状外形看,与棒状的东南亚全桂花树显着不同,而与莞香是相同的,上品至佳者才会沉的状况也与莞香相似。北宋丁谓《天香传》则对分布在海北的土桂花树有记载:“海北雷、化、高、窦,亦我国出香之地,比海南者,好坏不侔甚矣”。北宋时期的雷、化、高、窦州相当于现在的广东湛江、茂名区域,也即所谓的广东南路。北宋寇宗爽《本草衍义》也说:“桂花树木,岭南诸郡悉有之,旁海诸州尤多,今南恩、高、窦等州惟发生结香,沉之良者,惟在琼崖等州,俗谓之角沉。”北宋时期的南恩州即今广东阳江、恩平一带。屈大均《广东新语》引《南越志》也谓:“盆允县(今新会)利山多香林,名香多出其间。”
土桂花树之所今后来叫莞香是与明代东莞大规模栽培土桂花树密切相关。嘉庆《东莞县志》曰:“莞香至明代始重于世”,屈大均《广东新语·莞香》作了进一步解说:“盖自有东莞所植之香,而诸州县之香山皆废矣,昔之香生于天者已尽。幸而东莞以人力补之,实之所存。”换言之,明代各地天然生长的土桂花树已被人砍伐殆尽,而东莞适逢其时大规模植香,加上屈大均名著《广东新语》运用了“莞香”这一名词,遂使莞香成为近世土桂花树的专用名词。
明清时期莞香的栽培范围除了现在的东莞市外,还包含今天的深圳、香港区域。嘉庆《新安县志》载:“香树邑内多植之,东路出于沥源、沙螺湾等处为佳,西路出于燕村、李松等处为佳。”沥源位于今香港新界沙田,沙螺湾位于新界大屿山西部,而燕村、李松均位于深圳宝安区。
香港一名首见明郭《粤大记》卷三十二政事类所附广东海防图。从图标明的方位看,指的似乎是南丫岛而不是港岛,这颇让人困惑。不过学术界一般以为香港得名与莞香的运送出口相关。明代以来因为东莞各地出产的莞香大大都先运到九龙尖沙头(即现在香港的尖沙咀)专供运香的码头——草排村的香头,再用小艇驳运到港岛南边的香港仔与鸭(脷)洲相抱形成的石排湾(即现在的香港仔附近)会集,然后从这里换载帆船转运广州,再由陆路北上,经南雄,越梅岭,沿赣江而至九江,
桂花树在苏杭等江浙区域出售。莞香堆放在码头,香飘满港,尖沙咀因此称为“香埠头”,石排湾这个转运香料的港口,也就被称为“香港”,其后延伸到将所在整个岛屿称为香港{12}。
注释:
{1}孙机:《汉代物质文明材料图说》,第90页,《熏炉Ⅰ》,文物出版社,1991年。
{2}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开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又见傅举有、陈松长编著:《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
{3}黄展岳:《论南越国出土的青铜器》,《铜鼓和青铜文明的新探究——我国南边及东南亚区域古代铜鼓和青铜文明第2次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
{4}韩槐准:《冰片香考》,《南洋学报》第2卷1辑,1941年。
{5}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指出,学术界大都意见以为狼牙修国在今马来半岛北部。
{6}广州市文物办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7}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
{8}洛阳区考古开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9}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满城汉墓开掘陈述》,文物出版社,1980年。
{10}顾颉刚:《我国史学入门》,北京出版社,2002年。
{11}深圳市博物馆:《深圳市南头红花园汉墓开掘简报》,《文物》1990年11期;又见深圳博物馆编:《深圳考古发现与研讨》,文物出版社,1994年。
{12}a.叶林丰:《香港方物志》,香港上海书局,1981年;b.元邦建:《香港史略》,中流出版社,1988年;c.萧国健:《香港古代史》,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
(责任编辑:刘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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